国际商标注册谈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

• 来源：广东利天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更新时间：2016-10-07点击：274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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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新《合同法》颁布后，人们吃惊地发现：“分则”部分中，除技术合同外几乎排除了其他知识产权合同。而无论1995年3 月出台的合同法“专家建议稿”，还是1995年7 月出台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合同法“试拟稿”，都包容了一大部分版权合同、商标合同分则。同一时期报刊上的专家论述，也多是希望尽可能地把各种知识产权合同全部收入分则。 

  从这一变化，可以反映出中国知识产权界对《合同法》起草的参与，以及中国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对《合同法》形成的影响。 

  权利与载体 

  （一）权利与载体的可分性 一方面，《合同法》中基本排除知识产权合同分则；另一方面，《合同法》又并未完全置知识产权于不顾。因为在并非知识产权的交易中，有时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。如《合同法》第137条规定，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，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，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。 

  经知识产权界的建议而最后形成的条文，既明确知识产权之“权”在通常情况下不随物转移，又照顾到诸如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18条的特例及当事人自愿权随物转的情况。该条仍旧存在的缺点是：以“软件”为例不足以说明问题。因为“软件”本身是可以没有可转移之载体的网络传输作品之一（亦即“直接电子商务”的买卖标的）。如果以“艺术作品原件”为例，则更有利于说明问题。 

  （二）商业秘密的特殊保护 如果在《合同法》“技术合同”分则外，有直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条款，那么，除第137条外，只有第43 条做了规定：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，无论合同是否成立，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。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” 

  合同未成立，仍依《合同法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，通常难以理解。但国际贸易活动（尤其是技术秘密贸易活动）已把这种责任作为惯例。所以《合同法》最后采纳这种看似违背常理、却又是保护商业秘密所必不可少的规定。 

  （三）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 国际与国内的电子商务活动均不是首先在知识产权产业中开展起来，但却首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受到高度重视、并被列为其缔约准备项目之一。在国内的科研领域，又首先是知识产权界开始研究。原因是无论间接电子商务中的网络广告（网络上的“要约邀请”）、网络上的合同谈判与签约，还是直接电子商务中的影视作品、录音作品及文学作品的销售，均会广泛涉及商标权、版权等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，域名权、商品化权等新兴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以及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。 

  在较早《合同法》草案中并未涉及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，可能导致该法在这一领域滞后，促使《合同法》增加这部分内容。 

  《合同法》总则中的现有规定，有利于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入这一“知识经济”的贸易领域，也有利于将来更细化的法规（或分则）出台。 

  （四）“合同”的定义与知识产权的变更 把合同定义界定在“债权债务关系”之内，还是界定在“民事权利义务关系”之内，在《合同法》整个立法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论。《合同法》最终选择后者，并未说明坚持德国“形式主义”理论占了上风。这在实践中确实有一定道理。 

  按照法国的“意思主义”，债权合同覆盖整个物的交易过程；物权变更是债权合同的结果，在债权合同之外，不存在直接引起物权变更的其他合同；无论“交付”行为还是“登记”行为，都不过是对抗第三方的条件。但是一部汽车在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人在驾驶，一项专利则在同一时间可能有上百人在分别独立地使用。专利的转让如果缺少登记，则无人知晓，也极难推断上百人中谁是权利的“所有人”，谁是权利的“被许可人”。于是进一步的社会活动就无从开展。所以，登记在这里绝不仅仅是形式。这说明，“意思主义”难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。 

  按照德国的“形式主义”，则物权变更除债权合同的“意思”之外，另有“外在形式”；这种理论认为不动产的变更须有债权合同的“意思”加登记行为、动产的变更须有债权合同的“意思”加交付行为，即债权合同之外、另有物权合同，二者相加，财产权的变更方能完成。 

  由此看出，知识产权研究成果，有可能促进我国民法有关债权及物权的研究，指出其尚待深化的问题，并有可能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。 

  总则与知识产权合同 

  《合同法》中虽未包含多数知识产权合同，但《合同法》总则中大多数原则仍然适用于知识产权合同。 

  （一）合同订立条款中，弱势一方可依靠的内容 在知识产权合同中，尤其出版合同，创作者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弱势。《合同法》第12条在起草后期增加“当事人可以参考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”一句，即含有从某一侧面扶助弱势一方的意义。国家版权局是国内较早提供示范合同的行政主管机关。它于1992年1 月颁布的《图书出版合同》等示范合同，条款均比较合理，并无对创作者不利的内容。但至今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自定的“格式合同”，则不同程度改变版权局示范合同，而有利于出版社。多数创作者面临这种情况往往束手无策，最终不情愿地“接受”有关格式合同。 

  在现有的《合同法》总则中，至少有3条可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创作者权利。 

  如果合同尚未签订，创作者可要求修改格式合同，并可援引《合同法》第3条，即“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， 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。” 

  而实践中往往是合同并未按创作者的意愿最终签订。例如，如果出版社按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付费，仅仅成为“专有出版权”许可或有限期转让的“对价”（consideration）。 许多出版社在格式合同中约定自己按国家标准支付稿费，却使创作者的出版权、翻译权、改编权乃至广播权等，全部归于出版社。这种合同签订后，创作者可援引《合同法》第54条，即：下列合同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：①因重大误解订立的；②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；③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。当事人请求变更的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。

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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